序

有生以来第一次，我度过了一段完全真空的生活，没有目标与意义，每天一睁眼就是一大片需要填充的空白。任何一件事都需要把时间拉得很长远，把浓度稀释，才能填充过完一天，所以我必须认真凝视美术馆里每一幅画，认真咀嚼每一口食物，认真地把每一个念想变得绵长。

被迫的认真与被迫的隔离，把我从之前一直在被动加速的跑步机上的生活中解救了下来，重新获得了观察和思考的能力。

重获新生的歌德其实并没有变成一个新人，就像在东京度过的一年并没有把我变成一个新人，我们只是更像自己本来该成为的样子。

2015.12.16

对于他人生命里悲惨的变故，我又爱听又怕听：爱听当然是出于劣根性，人们喜欢听那种把种种复杂的悲剧总结成三言两语的故事，听者像占了便宜；怕听是因为我总以为自己有劝解的义务——至少在口头上“解决”这件事，就像小学写作文时结尾一定要写“今天真是有意义的一天”，把一切都装进一个光明的尾巴里。可我劝解的能力非常差，如果在旧时的农村，大概是妇女圈里最受排挤的。

2015.12.18

从今天开始，我要学会享受不能够以各种形式分享的快乐。

2016.1.3

法隆寺是世界现存最古老的木制建筑群，我不懂建筑，只觉得造型古朴匀称。看到一尊叫作“百济观音”的国宝级木造塑像时险些落泪，观音的身姿孤高，瘦削高挑，比例奇怪，最动人的是一只垂下的手，那是柔软而毫无力量的手——因为无力，便显得无欲无求。我微微蹲下时，正对着他微微翘起的手指，刹那间，竟觉得所有悲喜都涌上心头。

改变并不难，换个心境，转个身段，人就软软地就势生存——像娶了唐朝女性的玄朗一样。坚持是最困难的，因为那并不是一条路走到黑的执拗，而是无数次自我动摇、怀疑、否定和否定之否定。

2016.1.6

我和我妈在第一个展厅就被震住了，惊艳的唐三彩，没见过那样生动的，是一尊打马球的唐女，勃勃生机与无邪，一下子知道聂隐娘是什么样子了。

寿多则辱。

2016.1.16

自古中国的知识分子学习是为了读圣贤书，读圣贤书是为了考学，考学是为了做官，做官才可以改变自己的家族以及改变社会。

对社交网络的痴迷，并不是窥阴癖——对他人隐私的好奇，而是“请不要让我消失”的焦虑。在社交网络的世界里，如果在任何平台上都不出现，几个月后，是否就“被消失”了呢？

设计一个社会。一个人的现实生活不再属于自己，所有的消费、生活必需品都依托于一个个相互关联的链接，最后统一到一个账号上。一个人的言论、想法、生活轨迹必须定期曝光在社交网络上，接受众人的审阅和审查。如果不愿意在社交网络上暴露自己，就会“被消失”，永远地丧失了发声的机会，消失于表达的深渊中。

2016.2.18

当中产刚刚开始在俄国流行时，纳博科夫是这样刻薄他们的：“他们被两种相抵触的渴望煎熬着：一方面他想和所有人一样，用这个用那个，因为成千上万的人都在这么做；另一方面他又渴望加入某个特殊团体，某个组织、俱乐部，成为某个宾馆的贵宾或者远洋航班的乘客，然后因得知某集团的总裁或欧洲的某伯爵坐在自己身边而欢欣雀跃。”

跑步不仅仅时髦，而且像是某种成功人士的标配。中国的企业家和企业高层们为了显示自己的追求，纷纷把马拉松的奖牌当作自己的勋章。而中产选择跑步而非广场舞来锻炼身体，显然是因为跑步更像是身份的象征。

现代科技的发展与其说“解放了身体”，倒不如说“剥离了身体”。工具代替了身体的功能，中产要借助马拉松找回自己的身体。

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中产爱跑步，因为跑步是一种苦修。而苦修，是对过剩的回应。

2016.2.25

波伏娃曾说：“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

2016.3.8

非常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写的全部是事实，书出版之后，大人们却认为我写的并不真实。

2016.4.4

我感激S先生的敏感和体贴。铁道边的房子因为很吵，所以价格便宜，但被我们说得像是一种布尔乔亚的浪漫选择。

2016.4.7

写作和脱衣舞之间有一种心照不宣的联系：她在舞台上除去衣衫，下了台之后，用写作给自己和世界一件件穿上衣服。

2016.5.29

当然会寂寞，但似乎也忍受不了你侬我侬的同居生活。

2016.6.25

这时，出现了一道闪电——一道如同恐怖电影里特效般标准的闪电劈开了灰蒙蒙的天，路人们皆受惊，或许想起了要在下雨之前赶紧回家，蹬了几脚自行车，都快速离开了。

“前方高能预警。”我脑海里忽然想起这句话来。准确地说，这是一句弹幕，看视频的时候，当主人公要进入一个黑暗的屋子之前、打开冰箱之前、刚结束一个愉快的约会之后，屏幕上方就会出现几行来自陌生人友善的提醒：“前方高能预警。”

我自己要是写这段内容会怎么写？

这次近距离目睹死亡的经历对我最大的震撼就在于：这种预警机制是不存在的。天空忽然劈下那道闪电时没有预警；我在车上偶尔往窗外看，发现那具尸体时没有预警；白衣年轻人在凶手拿出刀来之前没有预警；拉架的人忽然决定不打车而是坐公交车时，也没有预警。

所有目睹过这种突发死亡的人，人生一定发生了某种变化，一个微乎其微的小型机关被开启了。对我来说，最显性的变化是我看视频时关掉了弹幕，我不需要预警了，我把它看作一个小小的练习，一个锻炼自己接受“无常”的练习。

2016.7.24

次年，52岁的向田邦子死于空难。

在讲述了向田邦子的爱情和写作的一生后，突然以这么一句结尾，干净得让人对向田邦子的一生唏嘘不已。

2016.10.10

凡高和高更同居生活的故事让我惊恐，是因为我虽然没有过同居的经历，但我几乎能完全地理解凡高——在一个封闭的空间内，像贪得无厌的血蛭一样寻求赞同、爱和理解。

2016.10.15

我沉迷于看微风吹拂的形状，看水珠变化的声音，问同行的朋友此刻的感想。他想了一下，很认真地说：“很想在里面尿尿。有些空间让人想躺着，有些空间让人有性兴奋，这个空间就是让人觉得在里面尿尿一定非常舒服。”

第二天，我去了丰岛。丰岛和直岛很不一样，人烟稀少，房屋更破败，找了半天吃饭的地方，也只找到一家租自行车铺兼做乌冬面，菜单写在石头上，却有种荒凉的野趣。

我过去偶尔脱离城市生活，看了一会儿山水，就急于重新评估自己的内心——看看得到了多大程度的洗礼，恨不得有个“清除了95%的垃圾”的进度条。后来我发现没有得到什么洗礼，唯一的好处就是重新让我接受了“永恒”这件事。城市生活久了，除了无线网络信号是永恒的，其余的世界则丧失了它的永恒性。自然的宁静和理性，与人类的狂热和疯狂作对。看山看水，其实是以山水的目光看自己，看自己的短视和狭隘。

2016.11.8

的确，体力对一个作家的重要性远远超过旁人的想象。我曾经听不止一个作家说：“我年轻的时候一天能写2000字，现在只能写500字了。”最大的原因并不是灵感的枯竭，而是体力的衰退导致无法长时间集中精力。

但创作者锻炼身体，或者用更时髦的话说——“肉体修炼”，它的意义其实在于锻炼对自己的控制力。

很多人认为“自律”是自我压抑的结果，“存天理，灭人欲”，变成一个苦行僧。但其实自律不是压抑之后的被动选择，而是个体意识的主动选择。自律的人意识到自己内心的冲动和外界标准的冲突，然后开始主动调整自己。调整自己的身体也是一种控制力的练习。

井上雄彦是我最喜欢的漫画家，他最被人熟知的漫画是《灌篮高手》，但我最喜欢的是《Real》。《Real》讲的是一群因为意外而残障的人士打篮球的故事，漫画的名字来源于其中的一句话：“人在被彻底打垮时才会询问真实。”

这是真的，人在春风得意时，顺风顺水时，驾轻就熟时，理所应当时，对生活得到的结论，全是虚妄。

中二的热血。

2016.11.9

特朗普当选之后，我看到知识分子朋友的第一反应是认为人们需要“启蒙”，第二反应是哀叹自己作为精英的脆弱和没有安全感。这种傲慢未免令人厌倦。

有两种对知识分子的厌恶，一种是情感上的厌恶，认为知识分子是一群智力懒惰的人，只会像坏了的收音机一样重复“把权力关进笼子”“免于恐惧的自由”，没有表现出更多的思考能力，而这些漂亮的抒情话竟成了知识分子鄙视全人类的资本。说实话，我看到我的知识分子朋友们在特朗普当选后哀号一片，宣布“一个粗鄙反智、礼崩乐坏的世界来临了”，我也觉得讨厌：世界很愚蠢，知识分子很失望，然后呢？知识分子一直以《悲惨世界》里的《Do You Hear People Sing》作为煽情的背景音乐，现在人民真的发声了，你们却要傲慢地捂住耳朵吗？第二种厌恶，是一些人曾经真的相信知识分子能够解决问题，然而失望了。知识分子提倡绝对意义上的道德：同情弱者，包容敌人，爱你的邻人如爱你自己。但是人们在实践中发现，弱者偷自己的钱包，敌人偷自己的钱包，邻人也偷自己的钱包。

2016.12.20

南非作家库切，诺贝尔奖得主，小说《耻》。

历史之耻：当露西被强奸时，她感到最害怕的是，施暴者似乎并不是在宣泄情欲，而是在喷发仇恨，一种产生报复的快感的仇恨。这是南非种族隔离的后遗症。二战结束之后，暴力的阴影并没有从欧洲大陆散去，除了报复德国人，很多西欧国家还欺凌与德国人有染的本国妇女。

2017.1.11

我小时候是对外界过于警惕的人，长大之后才懂得主动把小木屋的钥匙散布出去，交付给几个朋友和老师。朋友E也是我托付钥匙的对象。拿着钥匙的人并不需要频繁地出入，串门聊天，只需要在木屋失火或淹水时，能够破门而入即可。

承认他的痛苦，并且能够在一段时间内陪伴他在痛苦状态里是一件需要专业训练的事情，并不是仅仅依靠热心肠就足够了。

2017.1.17

1865年，经历了漫长的锁国和禁教令的长崎重新开港，一群浦上村的农民叩开了教堂的门，他们指着圣母像说：“我的心和你们是相同的。”

日本曾经禁止基督教传教，甚至一些西方传教士被迫弃教。但人们对善的向往是不会被磨灭的。

他创造出了一个孱弱的上帝，一个会妥协的上帝，一个选择把信仰埋藏在心灵最深处，而不是向信众慷慨陈词的上帝。